如果不是因为唐纳德的父母坚持不懈地为他寻医，再加上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唐纳德的名字很有可能不会被写入医学史。玛丽?特里普利特出生于迈克克拉维家族，该家族创办且至今仍掌控弗雷斯特银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与一般女性不同，她获得了大学文凭。 她也曾和当地一个棉农的儿子恋爱——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美国有名的支持隔离主义的参议员“大吉姆”詹姆斯?伊斯特兰——可是，两人身份悬殊注定了她的家人 会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她就嫁给了前市长的儿子、律师奥利弗?特里普利特。奥利弗毕业于耶鲁法学院，在郡法院正对面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来他成了弗雷斯 特镇的检察官，最后成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他是个敏感的人，曾两次精神崩溃，有时一路回来，由于过度沉迷于自己的世界，甚至不记得沿路见到的任何人或事。不过作为律师，大家都认为他很出色，因此他向玛丽求婚时，她们家自然不会反对。

   1933年9月，长子唐纳德出生，五年后他在疗养院时，弟弟出生，随其父名为奥利弗。1938年10月，特里普利特夫妇将次子托付给家里的爷爷奶奶，带着长子乘坐卧车从密西西比的默里迪安出发，抵达巴尔的摩。夫妇俩满怀希望地去找当时美国一流的儿童心理专家，也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奥·肯纳求诊。

    肯纳曾写过一本与儿童精神病学有关的书，书名就为《儿童精神病学》。1935年，这本具有权威性的书立刻成为了医科学校的教材，且直到1972年一直在重印。肯纳是犹太人，出生奥利地，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毫无疑问，他的血统有利于巩固其权威地位，因为他那难懂的方言口音，恰好符合了美国人对“精神学家”常有的形象。

    此 前，肯纳曾收到过唐纳德父亲的来信，他对信中流露出来的强烈情感感到有点困惑。那封长达33页的信是奥利弗在离开密西西比前，放下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自 己口述并由秘书打印出来的，信里详尽地描述了五年来有关唐纳德治疗和精神状态的一切情况。多年后，肯纳仍会谈及信中“令人着迷的细节”。

    如今，这封出自一位律师父亲之手的信在自闭症研究准则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几十年来它不断地被人引用，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奥利弗的观察结果其实是第一份有关自闭症症状的详细记录，眼下任何知道自闭症的人都可以一眼识出这些症状。可以这么说，现在公认的对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即有关流行病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是仿照了奥利弗描述的唐纳德症状特征。

    奥利弗写道，他们的这个孩子几乎从未哭着找过妈妈。看上去，他“缩到自己的壳里”，“住在自己的世界”，“对周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他对人完全不感兴趣，对父母也表现得毫无感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爱好，包括“极度喜欢旋转积木、平底锅和其他圆形物体”。他对数字、音符、美国总统的照片和他自己喜欢倒着念的字母极为着迷。

    他行动笨拙，特别讨厌牛奶、秋千、三轮车这些东西———“对它们几乎有种恐惧感”，另外，他不喜欢打破生活规律或者自己思考时被人打断，“一旦打扰了他，他就会大发脾气，后果很严重”。通常叫了他的名字，他不会应声——似乎没听见——然而“他想去哪儿都要人带着或领着去”。问他问题时，要是他真的回答，他会从自己的脑袋中只抽出一个词语回答。他会被一些词句迷住，然后就不停地反复大声念它们：连理藤、商业、菊花。

    同时，唐纳德独处时，他会表现地异常机智。2岁时他就能背诵《圣歌》的第23章和长老会《教义问答手册》上的25个问答。他玩旋转块时无意的哼哼声其实并不是那么 随意，恰恰相反，如果在键盘上同时演奏他常用的三个音符，那会传出一阵完美的和弦声。当唐纳德独自思考时，会让人觉得，这个天禀聪颖的小男孩正在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他好像在不断地思考，”他的父亲悲伤地概括道，“他独处时最快乐。”

    肯纳终于见到了唐纳德，他发现真人情况与信中所述，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肯纳后来回忆，唐纳德进屋后，直奔积木和玩具而去，“一点都没注意旁人的存在”。 当天担心奥利弗不同意，肯纳就偷偷地做了个实验，他用针戳了唐纳德一下。唐纳德不喜欢这种痛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讨厌肯纳。对肯纳而言，这结果还是有一 定启迪意义的，似乎唐纳德并不能把痛感和施加痛感的人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在整个会面中，唐纳德对肯纳完全没有感觉，好像肯纳就和”桌子、书橱或档案柜“一 样。

    在这次初次见面的医学记录中，有一个问号标记：精神分裂症。这是当时能让人理解的少数几个诊断之一，因为很明显，唐纳德拥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常有的特征——天赋异禀。然而他的举止中又没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出现的幻觉，即使他常无视他人，他也不会看到并不存在的事物。

    肯纳观察了唐纳德两个星期，之后特里普利特夫妇回到密西西比——什么答复也没有得到。肯纳完全不知道如何对这个孩子对症下药。后来，他在给经常向他报告唐纳德最新进展情况的玛丽?特里普利特的信中写道，“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从未有人告诉你或你的先生一个明晰的……诊断术语。\"这让他明白，他写道，他“第一次”碰上了“迄今为止还未被精神病学或任何文献描述过的病症。\"

    他在1942年9月写给玛丽的信中写下了那些话，那时距他第一次见到唐纳德已过了将近四年。特里普利特一家又去了巴尔的摩三次，每次都同样地无功而返。可能是因为肯纳希望缓解玛丽的挫败感，他补充说，他正看到新的前景出现。他写道，“我已经累积了八个这样的案例，他们都和唐的情况非常相似。”他特别提到，他没有将这种情况公诸于众，因为他需要“做更长时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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